他是复旦校长，却愿为两个“无名小辈”义务翻译意大利文；他是数学大师，却在至暗时刻遭受非人屈辱。江明院士深情追忆苏步青先生：从初入复旦时的亲切叮咛，到1965年秋天的两小时口译；从十年浩劫中亲眼目睹的“爬行”一幕，到1977年邓小平面前振聋发聩的慷慨陈词，再到76岁高龄时那句“我什么也不怕了”。大师风骨与风范，尽在这些细节之中。

撰文 | 江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

苏步青院士（1902.09.23—2003.03.17)

“苏老”，是我们复旦大学几代同仁对苏步青老校长的尊称。苏老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改革开放后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深受复旦人的尊敬和爱戴。

在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之前，我只知道三位复旦教授的名字。在读初中时，有一位喜爱文学的同学很得意地向我炫耀他正在读的一本书，叫《修辞学发凡》，我好奇地翻阅了一下，发现完全看不懂，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看懂了，但我记住了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陈望道，一位中国语文的大师，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夏天，我接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就联系上了一位同学的哥哥，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正好暑假在家，我请他给我们几位考上复旦的同学介绍学校的情况。他说复旦理科最知名的教授就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先生，还说了他们如何如何了不起。于是我又记住了这两位。

很荣幸，到复旦第二天就见到了苏先生（那时他才53岁，还没有被叫苏老），那是在登辉堂召开的全校的新生大会上。那时苏先生是教务长，主持大会。他请陈望道校长讲话，请王中副校长做了一个关于大学培养目标的报告。最后他做了总结。他没有说什么“陈校长的报告很重要，大家要好好学习领会、认真贯彻”之类的话。而是说，“你们从全国各地到上海来，生活上要好好适应。出了校门就是邯郸路，路上的车子不多，但开得特别快，大家过马路要非常小心，先看左面，后看右面”。听了这一席话，对于苏先生，我心中除了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犹如对家中长辈的亲近之感。一年后，苏先生就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1964年我和同事李文俊一起研制多年的光散射仪成功了，基于这个先进仪器我们研究高分子溶液性质的学术论文在《高分子通讯》上发表了，这是我们教研室的第一篇独立发表的学术论文。初战告捷，我们对未来发展满怀憧憬。但是好景不长，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这种基础性研究被批判为脱离实际。于是我们就到了高桥化工厂“联系生产实际”寻找课题。最后选定了用Ziegler-Natta（齐格勒-纳塔）催化剂（参见链接）制备聚丁二烯合成橡胶。

课题刚启动，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我们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这个领域的权威就是意大利的Natta教授，他刚刚在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的文章对我们启动课题太重要了，但令人头痛不已的是，看上去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报道了详细实验条件和步骤的一篇文章，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我在之前写的文章中（参见链接）讲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语在世界科技领域的统治地位是逐渐形成的。直到1960年代，国际高分子杂志上仍然可以见到许多德文、法文的文章，像Natta那样的大牌，用自己的母语写文章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当时我们真犯难，意大利文是“小语种”，估计很难找到能帮我们翻译的人了。天无绝人之路，我的同事小朱和我说，他的在数学系工作的中学同学小曹和他讲过，苏步青先生不仅是数学大师，也有语言天赋，会六七国语言，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语，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想想，我们这些无名小辈竟然要自己的校长、顶级学术大师为我们当翻译，似乎也太不合乎常理了，但我们实在舍不得轻易放弃这唯一的机会。于是我们就请数学系的小曹先向苏先生试探一下。不料苏先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要我们去见他。

我和小朱按约手捧厚厚的杂志合订本，心怀忐忑地去子彬院（600号楼）的苏先生办公室。一见面，苏先生亲切和蔼地招呼我们，直奔主题，说“你们给我出难题了，我的意大利文并不好，有多年不用了，又不懂你们化学的东西，恐怕翻译不好。”可能由于第一次和学术大师近距离接触，有点兴奋，我竟忘了向苏校长百忙中抽空帮我们翻译表示感谢，而是傻乎乎地回应说“没有关系，这个文章中化学的名词跟英文也差不多，我们可以猜出来。”他说“那就好，我们一起合作吧！”

他先打开文献浏览了一遍，接着就从头开始，一句就一句地口译了起来，遇到化学词汇，我就插话补充。遇到不确定处，苏老抬起头来，问问我们的意见。就这样，我把苏先生的口述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小时，苏先生耐心地为我们完成了文章的翻译。没有想到，我们的难题由大数学家这样轻松地解决了！我们当然很开心，向苏先生道谢后就告辞了。

这是1965年秋天的事情。后来我有点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想到问问苏先生，意大利语在我国懂的人不多，他是留学日本的博士，怎么学会的呢？直到60年后的去年，我读了《苏步青传》（王增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才知道，这里确实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1924年春天，苏步青考入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在钻研几何学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几何学的经典著作都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于是萌生了学习意大利语的愿望，但在日本教意大利语的学校很少。他碰巧听说大学附近的天主教堂里的神父，是梵蒂冈派来的一位意大利人，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为了接近这位神父，他多次进入教堂参加弥撒。这引起了神父的注意，他们相互熟悉以后，苏步青提出要神父教他意大利语的请求，那时神父已经年迈，正在物色接班人，他看中了这位“虔诚”的年轻人，就答应了，而且要他每天晚上到神父家听课。经过三个月的紧张苦学，苏步青的意大利语果然大有长进，看数学专业书籍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心怀感激地向神父表示，自己专业学习紧张，就不再来教堂向他学习意大利语了。神父大为惊讶，说“孩子，你错了，只有宗教才能救人类。”苏步青回说，“只有科学才能造福人类。”神父无可奈何，答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你把数学当作自己的宗教。孩子，你去努力吧！”

到了1966年春，我们制备合成橡胶的工作顺利起步了，我们建成了高真空的聚合装置，制备了Ziegler-Natta催化剂，得到了聚合样品。但谁也没有想到，课题刚刚开了个头，就夭折了。原因是，1966年6月那场大浩劫开始了，学校的科研教学活动都停止了。对我个人，更是陷入了灭顶之灾，我被作为“反动教员”遭到连续批斗。8月，学校发生了残酷的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狂潮，校园陷入了一片“红色恐怖”之中，那时我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低头走过校大门时，听见一群红卫兵高声吼叫“爬回去！爬回去！”，“牛鬼蛇神没资格站着，爬回去！”我停下张望了一下，见到一位老者全身趴在地上，被迫在爬行！定睛一看，原来是苏老！我心头一震，不忍再多看一眼，精神恍惚地匆匆逃离。天哪，这是我们的校长啊！这是我们国宝级的科学大师啊！我不能想象，那些红卫兵都是大学生，怎么都陷入了癫狂？事后我也想过，我匆匆走开，也是出于惊恐和本能，我是怕当时有化学系的红卫兵认出我来，也勒令我趴下爬行。我曾问过我自己，如果那时我没有被“揪”出来，还是“革命群众”的一员，我敢“挺身而出”，对那些疯狂的红卫兵说“不要这样，要思想批判，不要侮辱人格”吗？想来我是不敢的。

苏老所遭受的批斗之残酷和羞辱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他挺过来了！“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他爆发出的活力和勇气，更是使我无限钦佩和敬仰。1977年8月4—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苏老是第一天第一个发言的，他慷慨陈词，呼吁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1]，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和让散落的科技人员归队。在“四人帮”的影响还远远没有得到清算的1977年，公开提出这些意见，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978年7月，苏老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我清楚记得，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苏老说：现在学校要大力拨乱反正，把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但有些同志还有顾虑，心有余悸，这是不对的。我今年已经76岁了，我什么也不怕了！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几年，我要拼命努力，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2]的一天！

苏老的讲话可谓振聋发聩，我们听了无不感动，苏老在我心中的形象愈发高大了。2003年3月17日，苏老以101岁高龄安然离世。他活到了21世纪，亲眼见证我国实现了现代化，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他的誓言和愿望可谓超额实现了。

注释

[1] “两个估计”是在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1949-1966），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 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旦苑晨钟”，编辑：郭明雨，姚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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