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6日上午，59岁的朱同志抵达上海。

　　此前不久，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市长人选。

　　这也是朱同志第一次真正主政地方。

　　当天下午，他便去了上海市财政局听取汇报。

　　后来朱同志回忆这件事时说：

　　“我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

　　可此时的上海财政并不宽裕。

　　上海过去长期承担较重的财政上缴任务，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分配结构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叠加，地方财政收入又开始连续下降。

　　1985年，上海财政收入还有181.6亿元，1986年降到176.1亿元，1987年又降到165.1亿元。朱同志到任这一年，预计全年只有153亿元。

　　财政收入锐减同时，住房、交通、环境和城市建设积下的问题也都亟待解决。

　　朱同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上海。

　　此时的上海，正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疫情冲击。

　　1988年初，上海暴发甲肝，感染人数超过30万。

　　毛蚶被认定为主要传播源，大量患者涌进医院，副食品安全迅速成了市民最揪心的事。

　　这场覆盖全市的甲肝疫情，到2月下旬开始明显回落，3月基本得到控制。

　　一个多月后，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市长选举。

　　朱同志作为市长候选人同人大代表见面讲话，原定发言15分钟，最后讲了100多分钟。

　　他先从个人经历说起，坦言自己长期在国家计委、经委等领导机关工作，没有多少基层和地方经验。

　　说到性格，他也没回避，直言：

　　“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

　　说到来上海这几个月的感受，他还开了个玩笑：

　　“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

　　但谈到上海的处境，他说得也很直率。

　　“现在上海是非常困难，我们在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里缺乏经验，这方面我们不如广东、江浙，因为我们吃‘皇粮’已经吃习惯了，一下子改过来不容易。”

　　交通、住房、环境污染，他知道哪一件都急，可也都不是几个月能够解决的。

　　朱同志因此在那场讲话里提出，民以食为天，必须先从“菜篮子”抓起。

　　1988年，上海正式推进“菜篮子工程”。

　　而此前，江同志和朱同志已经委托有关人员到北京、天津考察，随后又用了两个月研究上海郊区副食品生产和购销体制。

　　完善菜篮子调研报告。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值得一提的是，朱同志来到上海后，与江同志工作时间虽不长，但彼此分工默契。

　　一位是掌管城市长远发展与改革的大盘子，另一位则盯城市管理的具体事，从菜场、马路、审批这些小处入手，主抓民生和改善企业办事环境。

　　就任后，朱同志还曾多次前往上海的郊县调研副食品供应。

　　1989年冬到1990年春，他先后到金山、川沙、嘉定等地调查。

　　从菜场看到田头，从种一亩菜能有多少收入，到谁来收购，中间怎么运输，以及到市区卖多少钱，都仔细询问。

　　相比“菜篮子”，住房问题解决起来就要难得多。

　　当时上海住房条件非常紧张，不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只有约6平方米。

　　弄堂里的亭子间、阁楼、过道，甚至厨房，到了晚上都可能被腾出来睡觉。

　　经过仔细调研后，朱同志提出：三年内解决人均居住面积2.5平方米以下特困户住房；十年新建5000万平方米住宅，基本解决上海住房紧张问题。

　　多盖房子谁都知道，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过去住房建设主要依靠财政和单位投入，随着欠账越积越多，这种模式越来越难维持。

　　199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

　　而这套由上海率先探索的办法，后来被中央吸纳随后向全国推广，推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

　　但上海这时期不仅住房挤，交通拥堵也格外严重。

　　于是，在朱同志建议下，上海走访天津等城市后，启动了环线建设、轨道交通建设、出租车整治等工作。

　　但由于人口、工厂和商业高度集中在浦西，老城区能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少。

　　此时，与浦西仅一江之隔的浦东，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最佳的开发区域。

　　跨江交通于是被提上日程。

　　可当时修桥还是修隧道，一度存在不同意见。

　　有知情人士后来回忆，朱同志支持大桥方案时曾表示：

　　如果成本差不多，隧道修好以后藏在地下，大桥却可以让市民每天看到工程进展，更能看到城市改造的信心。

　　可信心不是喊出来的，得有东西让人看见。

　　而一座市民随时能望见的大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地标。

　　1988年12月15日，南浦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但不管是盖房、修路还是造桥，都要花钱。

　　上海自己的财政十分紧张，大量项目只能从外面寻找资金。

　　可这点，并不容易。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外资项目想在上海落地，通常要经过很多部门审批。

　　据当时的统计，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曾涉及126个图章、14个部门和19个办公室，整个过程用了15个月。

　　没办法，一个部门同意了，另一个部门可能还有意见；一道手续走完，后面还有新的审批。

　　即便流程都走完了，可什么时候能够开工，也未必有人说得准。

　　1988年5月，新一届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朱同志提出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并由自己兼任主任。

　　很快，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被抽到一起，原来的项目立项、合同审批等事项被集中协调管理。

　　一个月后，上海市外资委开始办公，开启了“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个图章”审批模式。

　　位于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1号楼的市外资委老办公楼

　　可把窗口合到一起，并不意味着事情马上就能办快。

　　一个项目遇到不同意见，谁来协调；拖了很久没有结果，又该找谁负责，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1988年7月，朱同志专门给市政府秘书长写信，批评机关重叠、相互牵制和久拖不办。

　　那封信最后写道：

　　“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不成。”

　　这种工作作风管理，朱同志首先盯住的是市政府系统的506名局级干部。

　　他说：

　　“只有我们的506个局长，包括区长、县长行得正、坐得稳，下面的‘七所八所’才能够正。不然，人们是不服的。”

　　后来担任市委书记，他关注的范围又扩大到2000多个局级干部和两万多个处级干部。

　　当选市长两个月左右，他又提出：

　　“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

　　朱同志自己到上海以后，也定了“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

　　前两项因为工作需要很难完全做到，后几项则一直坚持。

　　他解释过为什么自己如此在意干部的吃请和人情关系：

　　“你自己吃吃喝喝，接受人家送礼请客，讲交情、关系，你敢得罪人吗？”

　　朱同志还说过，管理上海需要“法制加铁腕”。

　　但说到“铁腕”，他紧接着又问，如果自己高高在上，吃喝收礼、替自己修房子不掏钱、搞裙带关系，“你那个铁腕还‘铁’得起来吗？”

　　至于干部到底有没有把事情弄明白，他喜欢当面问。

　　数字说不清，就继续问数字从哪里来；项目卡住了，就问具体卡在哪个部门、是谁负责。

　　上海干部后来把这种场面叫“现开销”，意思是“当场结算，绝不含糊”。

　　碰到弄虚作假，他的话会更重。

　　当时，有人来信反映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过程中存在片面追求指标、弄虚作假等问题，朱同志在材料上批示：

　　“此风绝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

　　怕人误解，他又在旁边注明：

　　“杀”是严厉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而市委研究室送来的一份关于投资审批问题的报告，朱同志看完以后批了一句：

　　“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他担忧的是，即将进行开发的浦东，照这样的办事速度，怎么行？

　　不过，浦东开发，并不是朱同志到上海以后才出现的设想。

　　浦东开发的设想，此前其实在上海内部已研究多年。

　　1984年以后，上海围绕浦东开发逐步展开规划和可行性研究，跨江交通建设也同步推进。

　　到朱同志任内，这件事开始从上海内部的规划和讨论，进入中央决策。

　　1988年12月，南浦大桥正式开工。

　　即将合龙的南浦大桥主桥

　　可修一座桥，上海自己可以推动；真正开发整个浦东，就会涉及道路、供水、供电、土地、外资和金融政策，没有中央支持，很难展开。

　　1990年春节，邓公在上海过年。

　　大年初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同志去看望他，两人谈到了浦东。

　　上海关于浦东开发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朱同志仍觉得不够成熟，说自己有些“不敢报”。

　　邓公回答：

　　“不用怕，报嘛。”

　　2月17日，邓公回到北京以后，又专门向中央领导谈到上海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方面打电话到上海，希望尽快拿出正式书面报告。

　　朱同志说，如果现在急着要，当天晚上就改。随即，他立即重新修改报告，第二天便送了出去。

　　3月28日至4月8日，中央派出由多个部委负责人组成的调研组来到上海听取浦东开发汇报。

　　其间，朱同志先后三次作了汇报。

　　他在汇报时强调，上海开发浦东，考虑的也不只是黄浦江两岸，而是借助浦东的特定区域功能划分，将过去相对薄弱的金融、贸易和对外开放功能提升起来。

　　后续，浦东的规划、政策、基础设施和资金安排，开始进入中央各部门的具体讨论。

　　1990年4月18日，中央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正式对外宣布。

　　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的请示。

　　浦东获批的同时，上海另一项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的金融改革也在推进。

　　事实上，上海金融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曾研究过引进外资银行，并讨论过筹建证券交易所，而后一个问题当时存在不少看法。

　　面对再次出现的争议，朱同志给出的策略是：

　　“对外高调，多多宣传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低调，干出实绩。”

　　话音落下不久，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2月19日正式开业。

　　第二年春节，邓公再次来到上海。

　　1991年2月18日，他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

　　朱同志陪在身边，向他汇报浦东开发中的“金融先行”一些打算。

　　那时，上交所开业只有两个月，浦东也才刚刚开始建设。

　　邓公谈到上海未来的金融发展时，意味深长地说：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两个月后，朱同志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同年12月1日，上海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南浦大桥”正式通车，桥名由邓公亲笔题写。

　　浦江两岸，一个崭新的上海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