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这是大事，但这件大事可以有很多视角。

王虹16岁就考入北大，但分数只够地球与空间科学，大二才转入数学系。4年后本科毕业，前往法国深造，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Polytechnique）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Polytechnique是法国的超级精英学校，这所拿破仑创建的学校在法国享有殊荣，不仅是常年排名第一的工程师院校，也在法国由法律规定，在每年7月14日的国庆阅兵中，该校学生必须走在所有队伍的最前面，并为总统提供护卫。毕业生里有3位法国总统、3位诺贝尔奖得主、1位菲尔兹奖得主（王虹），著名的科学家如安培、柯西、庞加莱等也毕业于此。

王虹在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后，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后，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戈德尔都在此地做过研究，奥本海默长期担任院长，杨振宁在此提出杨-米尔斯规范理论，丘成桐也在此受聘为终身教授。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理念，坚持无教学任务、无社会服务职能、无应用技术主导方向的“三无”原则 [1]，现采用终身教授主导的学术决策机制，下设历史研究学院、数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专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75%经费来自私人捐赠的基金收益，其余为外部基金会和机构、私人捐助，没有政府拨款，也不招生，所以没有学费收入。

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后，王虹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教职，然后赴纽约大学柯郎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

邓煜和王虹是北大同学，曾获奥数金牌。北大两年后，转服麻省理工继续求学，然后转入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在纽约大学柯郎研究所做博后。在南加州大学受聘教职6年后，转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任教授，这里也是陈省身工作过的地方。

显然，中国的教育在两人的成才过程中地位有点尴尬。一方面，中国教育（王虹直到大学毕业，邓煜直到大二）肯定没有阻碍两人的成才，但在数学家成才最关键的研究生阶段，中国教育没有发挥作用。这不能说中国教育发挥不了作用，只是这一次没有发挥作用而已。

两人如果留在中国的大学里，会得到同样的成就吗？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了，时间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来。只有未来中国大学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的时候，才能确切地说：“能”。

中国职场也肯定没有发挥作用。两人的研究、工作环境都是象牙塔的顶端，两人的研究成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每一个字都认得，但连起来就不知所云”。不仅如此，在获得菲尔兹奖之前，也很难列入任何中国大学的KPI，在以论文数量、获奖数量作为KPI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两人是否能有机会潜心研究这些云端之上的理论问题，是很大的问号。

这是中国教育和职场的失败吗？

并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

教育、科研和打仗一样，急需要精兵突袭，也需要集团军攻坚。说起来，精兵突袭决定战斗，但集团军攻坚才决定战争。

王虹、邓煜的精英教育和科研环境对于象牙塔尖上的前沿突破是必要的，中国教育和职场上更加普遍的内卷式“工业化生产”则是集团军攻坚的必须。

在追赶的路上，集团军攻坚更加可靠、现实，但攻上制高点后，需要更上一层楼，就需要精兵突袭了。这也是国家和社会有条件提供精英环境的时候。

杨振宁、李政道、丘成桐只能说“恰好”是中国人，谈不上需要还是不需要。有了很好，但对改变中国命运其实没有多大用。现在不同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梁文峰、王兴兴、任正非、王传福，中国也需要更多的王虹、邓煜。

但国家拨款的地方很多，也有相对强烈的目的性，对基础研究的拨款其实有限。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2024年运作经费约7600万美元，没有政府拨款。这样的长期稳定的私人捐助现在只有美国才有，其他西方国家也没有。中国以后会有吗？不知道，只能说现在还没有到“以后”。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样的地方不仅不需要“看人脸色”（绝大多数捐助的私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除了税务局知道，所以可以抵税，外界根本不知道），还是“金饭碗”。在理论上，只要进了这里，几年不出论文也没事。乔治·凯南也是这里的，当然在历史研究院，而不是在数学、自然科学那边。除了有名的《长电报》，他一辈子写过论文，出版过论著，发表过演说，但用中国式KPI来衡量，肯定不达标。

当然，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戈德尔、乔治·凯南等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时候，“含金量”已经有保证。问题是，中国如果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谁来把关“含金量”？这里不是“含金大佬”的养老院，也需要尚未功成名就但有杰出前景的新血，谁来把关？如何保证这里不成为混吃等死的销金窟？这在现在中国的职场文化里，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使政府或者私人投资不成问题的话。

王虹和邓煜的研究是高度纯理论的，即使专家也很少有人谈到有什么潜在应用的前景。他们的成果无疑是卓越的，但中国已经过了需要得大奖才能感到自豪的年代，也必然重燃疑惑：这样的科研对今日中国有什么意义？

不断有人质疑基础理论研究对中国的意义，还有人提议砍掉尽可能多的基础理论研究，资源基本倒向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反正基础理论已经没什么好研究了，也没有明确的应用前景。在菲尔兹奖的光环下，眼下没人会质疑王虹、邓煜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但质疑会回来的，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回答。

在教育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高考的功过是非这里不扯了，王虹、邓煜都是北大数学系的。这是神一样的存在，当然有神才能跨过的门槛。邓煜有奥数金牌的加持，跨过门槛不意外。王虹的路要曲折一点，借道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才“曲线救国”进入数学系。

还记得2025年江西瑞昌一中三名高考高分考生放弃清北，转入复旦交大的心仪专业吗？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他们也明显对转入清北同样专业缺乏信心。王兴兴则是进不了心仪的浙大，才转往上海大学读研。王虹则是幸运的，幸运来自坚定和自信，她得以“曲线救国”。

很多人说中国的高考就是筛选器，这样的筛选果真有效、合理吗？

反过来，不尽有效、合理的筛选是个人的损失，还是学校的损失？

其实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哪行好就业、多赚钱”还是“我到底要什么”作为求学、发展的引导，但这是老问题了，而且必然引来“小孩子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反驳。只能这么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就要有螺丝钉的觉悟；不想当螺丝钉，就要想明白自己要什么、如何实现。这就不扯远了。

但中国教育（包括家长和学校）给孩子们想要什么的选择吗？王虹、邓煜都喜欢日本动漫，且不扯爱国不爱国的话题，有多少家长看到孩子喜爱动漫，会不不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斩草除根？喜爱动漫或许对王虹、邓煜的成才没有帮助，但至少没有阻碍，不会有人认为王虹、邓煜“可惜了，本来可以……”吧？但他们也肯定偏离悬梁刺股的传统“读书人必修之道”的。悬梁刺股真是读书人的必修之道吗？有王虹们、邓煜们被悬梁刺股的磨盘碾灭了梦想吗？

王虹、邓煜的成功可喜可贺。他们的成功也对中国的教育和职场带来很多反思。反思不一定是因为前面都做错了，也可能是要看明白哪里才是做对的、为什么。

王虹、邓煜的成功对中国的教育和职场不意味着更多的结论，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