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首页转这张图，问：桌上有100万，我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分，对方拿99万分我1万，我同不同意。我知道大把人都同意，但我不同意。这不是个瞎编的问题，而是经典经济学和心理学问题——“最后通牒博弈”。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主要是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

规则很简单，基本上就是桌子上有钱（通常是100美元，而不是100万）。一个人负责分配，另一个人只能选接受或者不接受。如果接受，两人按方案分钱。如果拒绝，两人一分钱都拿不到。

传统理论的预测，和现实实验结果很不一致。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认为，只要双方够理性（正如我主页博主分析的那样），拿到1块钱也比0好。有就比没有好吧。所以对于接受者，只要给钱，就应该接受。

而对分配者来说，反正对方有就比没有好，那就给最少的就行了。反正你给他1块钱，自己拿走99，对方也应该会要。那为什么要给他2块，给他3块呢？以上是理性假设。

但真实实验不同，实际操作中，只要分配比例低于20%~30%时，大部分人都直接拒绝了。没有什么理性。大家只是单纯觉得——这不公平。

当面对分配者给出的极度的不公平的条件，以及羞辱感，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分配者。这并不理性，但着很正确。

这个实验在不同文化、不同金额、不同人群中反复进行过，结论基本一致：拒绝率在不同文化中略有高低，但“拒绝不公”是不同实验者反复确定的普世价值。

这个实验在现实生活中也能找到对应：有些人啥也不用干，仅仅是因为出身、运气，就成为了分配者。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接受者。分配者掌握了分配的权力，仅仅这一项就能让他们在每次博弈中占尽上风，获取巨额财富。而普通人往往只能任人宰割了。

分配者有大量的理性人帮忙辩经：有就比没有好，分给你1%也比0好。而且这个接受者不接受，反正“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其他接受者就会接受呢？最终他们总能分到更多。

我们劳动者怎么反对呢？掀桌子就是办法。什么有就比没有好，让你也没有，更好。

所以在资方提出过于苛刻的分配条件时，很多劳方就直接停工了。我不工作，我损失的只是小小的工资，你们资本家要损失的可就多了。所以资方给出的最低报酬，也得高过劳方停工的心理线。

这种博弈也不仅仅发生在底层劳动群体，比如好莱坞编剧也曾抗议过。当觉得只要我没了尊严，这样的分配条款让我感到荒谬和羞辱，我就可以掀桌子。这是劳方最后的底线制衡。

所以在原始的那版实验中，分配者平均拿走了63%，接受者平均拿走了37%，接近2:1的比例。统计会出现很多极值，会拉低平均数，如果只看中位数，会平衡很多，基本是接近对半分。

还有后来的一系列衍生实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往往分配更加公平，因为人们倾向合作。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里，分配方平均会分出45%。在蒙古的实验，分配方平均只给10-20%，而往往对方也只能接受。

还有分配方要给对方更多的情况，在印尼的捕鲸部落，高度依赖合作。分配者甚至愿意给出58%，比给自己的还多。这是区域文化导致的。小社会群体都很熟悉，没必要撕脸。

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接受只有1%。实验还有变体：分配者不管分多少，对方都不可以掀桌子。都只能接受。在这种任人宰割的实验里，分配者往往也会分配给对方20-30%。所以1%确实太荒谬了。

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但这没说是资方劳方啊，这不是说和素不相识的人如何分配吗。没错，但我们想想，我们真的认识公司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领导投资人吗？他们就是我们素不相识的人。

资方善于把自己包装得干干净净，素不相识，永远是距离我们最近的hr，上级领导来做最脏的活儿。面对那些遥远的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可能一年连面都见不到，只活在公司年会里。但他们分的最多。我们依然有责任捍卫我们自己。

以及，前面说了，美国的实验里，就要分更多。蒙古的实验里，少分一些也不会被拒绝。也可能只是因为蒙古不富裕。少一点钱也只能接受了。

这更要求我们优化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让每个人平均都富裕起来。当每个人卡里都有一些存款，有底气的时候，才更有可能对不公正的分配机制说不。才更有可能掀桌子。

从个人角度，我们也都可以给自己筹备一些后路。攒一些积蓄。当有人把1:99的荒谬分配比例拿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才能更从容地说出那句话：让你也拿不到，对我很重要。